提要：如果将先秦诸子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基本分类的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法家、道家、儒家分别选择了依附王权、疏离王权、与王权合作的不同政治态度。

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故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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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家依附王权、道家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不同，儒家追求与现实王权的一种合作态度。所以，儒家往往既会执着地向君主权力集团靠拢，希望取得君王的信任，以进入到权力体系中去，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儒家亦会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理想，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味地取悦于君主，像法家那样完全成为王权的依附者。

儒家本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士人，他们希望成为与王权合作的政治家，他们凭借什么去与君王们合作？或者说，君王如何可能与他们合作？儒家士人并没有掌握任何硬实力，既无军队，又无财富。他们唯有帮助君王治国理政的一套观念和方法，即所谓的“道术”。但是，儒家之“道”不过是一套有关政治的价值理念，儒家之“术”则不过是贯彻这一套价值理念的治国方法和手段，他们这一套“道术”既不同于法家，又不同于道家，儒家却殷切地盼望以这一套“道术”完成与君王的政治合作。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他们需要并且愿意采用儒家这一套道术吗？

儒家学包含理想主义的“道”和实用主义的“术”的结合。一方面，儒家是一种独立的士人群体，他们拥有超越现实政治、超越王权治理的政治目标，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天下有道”、“仁政”。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往往是理想主义的，他们设计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并且用这一套理想化价值规范政治、约束君主，也作为衡量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应该说，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来说，儒家这一套道的价值理想、道德标准既无实际用处，又太高远而难以企及，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儒家所谓的“道”。所以，儒家士大夫如果坚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则常常会受到君主的冷落而成为“丧家之犬”，或者是和君主权力产生冲突而“以身殉道”。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一个参与君主政治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必须与现实政治的王权系统密切合作，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目标。作为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与君王合作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他们拥有现实政治运作的政治手段，掌握、倡导一套实用理性的“治术”。儒家士大夫的“治术”不仅包括有关礼治秩序、礼乐教化，还特别提出了富国、爱民、举贤、足兵等一系列富强之治术。后来，儒家的经世之学，发展出了包括“礼乐”、“兵刑”、“食货”、“吏治”、“兵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治国之术。他们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完成对政治功利的现实追求。儒家学者一旦成为“大夫”，他们就会将自己掌握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治术”付诸政治实践，这也是后世出现大量“儒臣”并受到君主欢迎的重要原因。

儒家应该是一个有共同价值信仰的士人群体，但是儒学毕竟是一套入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信仰，当儒学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就成为一个由众多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政治诉求、不同思想趋向的人们组合起来的庞大社会群体时。这样，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角度十分多元，层面十分多样，儒家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不断演变发展。所以，考察儒家士大夫群体、儒学思想体系时，应该特别注意某一个时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与作为两千多年的儒学整体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学者的政治思想与作为体系化的儒学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政治思想或命题与儒学全体政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应该肯定：孟子是儒家，荀子也是儒家；董仲舒是儒家，王充也是儒家；王安石是儒家，邵雍也是儒家；许衡是儒家，刘因也是儒家；倭仁是儒家，康有为也是儒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都是儒学基本思想、信仰的追随者，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又只是儒家部分思想的遵循者、实践者。儒学系统需要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旨趣、不同道路的实践者，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儒家思想体系、儒教文明体系的建构，更加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功能，更加全面完成儒教文明的奠定。